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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三条线并行。”

    他在白板上，画下三条线：

    “第一条线：1938-1945，南洋青年回国抗战。这是李小龙的‘虎头’，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条线：1945-1965，幸存者与等待。这是黄月萍式的‘等待’，用一生去铭记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条线：1965-1980，新加坡建国。这才是真正的‘尾巴’，用建设回答当年那个问题：‘如何亮？’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变得低沉。

    “电影最后十分钟，我要拍一个蒙太奇。1965年李光耀的眼泪，接1980年新加坡的摩天大楼；1938年‘华人与狗’的牌子，接1980年新加坡宪法里‘种族平等’的条款；南洋先辈墓地的荒草，接新加坡整洁的组屋区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打出一行字：有些问题，需要一代人用牺牲来问，另一代人用建设来答。”

    食堂里，久久无人说话。

    谭咏麟第一个打破沉默，声音有点哑：“导演，那我的演唱会？”

    “你的演唱会，不该叫‘记忆邮局’。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看向他，“应该叫‘建设者之歌’。观众进来不是写信给过去，是写下他们想在香港建设什么？建设一个怎样的娱乐产业，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化生态？唱完歌，这些信收集起来，不是寄往南洋，是贴在红馆外面的‘建设墙’上。”

    张国荣轻声说：“那我的独白演唱会，就不该在仿制的空屋里办。应该在正在建设的地盘上。观众戴安全帽进来，我穿着工装唱歌。唱的是修补，更是建设。”

    黄沾已经抓起笔，在餐巾纸上狂写：“歌词要改！最后一段不能是‘枝头尽数向北张’，要改成，”

    他边写边念：

    “有的枝头向北望，

    魂归故土化尘扬。

    有的枝头向南扎，

    礁石缝里辟新壤。

    一条根，两处伤，

    一处问‘如何亮’？

    一处答‘自己变成一束光’！”

    顾家辉闭上眼睛，手指在空气中虚按。

    一段新的旋律，在他脑海里成型。

    前半段是《月光光》的悲怆变奏，后半段突然转折。

    变成铿锵的、进行曲式的节奏。

    “电影配乐也要分两层。”

    他睁开眼，“南洋线的音乐，用传统民乐，悲伤但坚韧；新加坡线的音乐，用现代交响乐，昂扬中有沉重。最后两段音乐交汇，不是融合，是对话！牺牲者与建设者的隔空对话。”

    徐小凤摇着团扇，若有所思。

    “我的旗袍铺，或许不该只复原老样式。应该请新加坡的娘惹裁缝来，把传统娘惹装和现代设计结合，做一种‘新南洋风格’。让客人看到，文化不是只能怀旧，还可以新生。”

    邓丽君轻声说：“我采风时，新加坡有位老阿姨，唱了首很特别的歌。她说这是1965年后，她们那一代妇女自己编的，叫《自己洗碗自己台》。歌词大意是：以前要给洋人洗盘子，现在给自己家洗，洗得心甘情愿。”

    她顿了顿：“我想把这首歌录下来，放在电影新加坡那段。不要专业编曲，就要她清唱，声音粗糙但有力。”

    上午八点，选角继续。

    但托纳多雷换了考题。

    他不再给演员，去阅读黄月萍的日记。

    而是给了一段新加坡建国元老拉惹勒南，于1970年的演讲节选：

    “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，不是回到某个光辉的过去，那种过去并不存在。我们的任务，是创造一个从未有过的未来：一个多种族平等、人人有尊严的新加坡。”

    “请用你们的方式，诠释这句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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