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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五日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会议室里，烟雾缭绕。

    谢晋把《家庙》的剧本复印件，推到桌中央，手指在封面上敲了敲。

    “老成，老凌，咱们得统一口径。这三个本子，赵鑫那孩子写了什么？写了‘家’作为中国人精神宇宙的崩解与重建。从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一，上海、香港、旧金山，三代人。格局小吗？小到一块砖、一副碗筷。格局大吗？大到整个二十世纪华人的精神漂泊史。”

    成荫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拭着镜片。

    这位北京电影学院院长，看问题总是多一层。

    “老谢，本子的艺术价值，我不怀疑。但问题就在这儿，它太真实了。青砖刻牌位、镜子当通道、香灰当导航，这些意象太具体，具体到会让观众，联想到具体的历史时刻。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，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“更宏大的、向前看的叙事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不拍了？”

    凌子风声音洪亮，这位延安电影团出身的导演。

    脾气向来直，“香港一个年轻人，都敢写这种东西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反倒怂了？咱们当年拍《中华女儿》，拍《红旗谱》，什么时候怕过真实？”

    “现在不是当年。”

    谢晋点了支烟，“老凌，你我都清楚，这三个本子送审，最大的可能是，搁置。”

    “搁置是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就是不上不下。不说不让拍，也不说让拍。等，等时机，等风向。”

    谢晋吐出一口烟雾，“但赵鑫等不起。他那边《槟城空屋》在拍，《故土之心》在筹备，他需要这三个本子作为信号，大陆和香港，能在文化上真正对话的信号。”

    成荫重新戴上眼镜：“我有一个想法。我们不直接送审电影剧本，我们以‘学术研讨’的名义，先在北电组织剧本朗读会。邀请文艺界的同志、评论家、学生参加。听听反应，摸摸水温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呢？”凌子风问。

    “然后，”

    成荫看向窗外，四月的北京，杨絮开始飘了。

    “如果反响好，压力会从下面往上走。如果反响太激烈，那咱们也有退路，就说还在研究阶段。”

    谢晋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烟灰积了长长一截。

    “老成，你这是在赌。”

    “赌什么？赌这代年轻人的心，还认不认这些故事。”

    成荫翻开《家庙》的第一页，念出林国栋的那句台词。

    “‘家庙砸烂了，我们就用砖头再建。砖头没了，就用粉笔写。粉笔字被雨冲了，那就记在心里。心若死了呢？那就让儿女记。’”

    他抬起头：“你们听听，这是台词吗？这是咱们这代人，憋在心里几十年没说出的话。”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剧本讨论会，气氛更加微妙。

    《家庙》的剧本，在五个人手中传阅。

    三位厂领导，两位资深编剧。

    胖胖的李副厂长先开口：“这个本子，艺术上很有想法。用一块青砖当牌位，这个意象抓得好。但是同志们，你们看看时间线，一九四九、一九五八、一九六六、一九八一。太具体了，具体到每一个年份，都是一道伤疤。”

    戴眼镜的王编剧，推了推眼镜：“我倒是觉得，伤疤可以写，但要写出伤疤如何愈合。这个本子最后，林国栋在拆迁废墟上摆砖头，孙子林向阳开发什么‘归途模拟器’，这是愈合吗？这是把伤疤数字化了，虚拟化了。这导向有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那该怎么改？”年轻些的陈编剧，忍不住问。

    “要突出组织的关怀。”

    李副厂长说，“比如街道干部看到林国栋刻砖，不是去阻止，而是去帮助，帮他找一块更好的地方，建一个社区纪念角。要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。”

    “可那就不是《家庙》了。”陈编剧小声说。

    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窗外的上海，正在大兴土木。

    推土机的声音，隐约传来。

    那是城市的生长声，也是某些东西的湮灭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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